余秀华走红，是中国现代诗坛最耻辱的事件
2014年岁末，38岁的余秀华“火”了。这冬天里的一把火，“火”的不正常，让饱受争议的中国现代诗，以“脑瘫”的形式，大面积、病态地呈现在世人面前。
当部分群体陷入狂欢，媒体集中为一个数量不少、质量不高的农妇，以缪斯的名义吹起号角。占领我们耳朵和眼睛的文字，并不能真实代表这个时代的诗歌创作水平，这一刻：注定成为天方夜谭，成为永载中国诗歌史上最耻辱的事件之一。
一个不打麻将，依靠父母养活农家女，用诗歌对抗现实，用精神的隐忍与物欲抗争，对此，我崇敬有嘉。从人道主义、与励志角度思考，余秀华是一个值得宣扬、身残志坚的偶像与榜样；但是，从诗歌、尤其是现代诗创作的角度去反思，余秀华享其名、得其利、居其位，这“猫腻”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文学与媒体炒作的较量？
质疑之一：余秀华的诗歌，有代笔隐情还是自己独立创作？
2014年9月，余秀华在《诗刊》发表的诗歌，并未引起广泛关注；反倒是后来《诗刊》11月10日微信号推出一组《摇摇晃晃的人间——一位脑瘫患者的诗》，让阅读量首次突破7万人次大关，几乎超越中国诗坛第一刊的发行量。
《诗刊》编辑，著名诗人叶匡政认为：余秀华是网络时代诞生的诗人，她的走红应该引起诗人群体的反思，“在过去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，诗歌在公共文化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现在诗歌与当下年代却产生了陌生感，诗人群体离公共生活越来越远了。”
依靠博客点击互动，随着微信、微博等社交网络平台的发酵，以及多方媒体的助力，余秀华逐渐被人们熟知。《诗刊》杂志副主编李少君预感：“网络最终将带来一场深刻的诗歌变革，释放诗歌的创造性。”这种创造性既培养了诗歌写作群体和读者群体，同时在诗歌的媒介传播方式上产生变革。
转基层、贴地气，余秀华在诗歌中表露的“睡你和被你睡差不多”，这样病毒式发癫的语句，作为诗人我对此并不感兴趣。需要指出的是：这个被称为沈睿称之“一位横空出世的天才诗人”，我不知道，是哪些人将余秀华的诗歌转这位旅美文学博士？让她惊天一叹余秀华为“中国的狄金森”？而这些海量诗歌，到底是不是出自余秀华之手？
好运来名利到：1月31日，当余秀华在北京开出“天价”版税后，从乡村走到北京的余秀华，这个习惯用疼痛打动人（得到社会各界资助）、引人注目的农妇，我看到的不是一位诗人的蝉变，恰恰是各路媒体的炒作、读者的狂欢式的热心刷屏、各种心怀鬼胎的论调与出版商唯利是图，才使得这把火有推波助澜、锦上添花之嫌。
透过《我以疼痛取悦这个人世》这种风格的搔首弄姿，故作姿态的煽情和呓语，余秀华的独白揭开她如何成名的面纱，中国诗歌最耻辱的日子终于来临：这把火是创作之火？抑或是人为炒作之火？
不得不指出，那种建立在物质利益基础上的互批与互捧，有违文学精神，让诗歌沦为娱乐的笑料，使真正的诗歌创作江河日下。
质疑之二：现代诗边缘化，诗人需要怎样的标签被大众接受？
汉语言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在文学、尤其是诗歌创作领域，语言的弱化，导致当代酸腐文人的无病呻吟居多，总结一下：就是将简单的语句复杂化，东扯葫芦西扯瓜，营造所谓“气势”，语病多就说是“先锋”，语句不通说是“意境”，造成当下诗歌成为孤芳自赏，被冷落、遭遗弃的尴尬局面。
诗人不是职业，诗坛推新人横扫萎靡之风，仅靠写诗、对字词句篇章尚不能表词达意；仅靠炒作，诗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余秀华辈能堪此大任吗？
悲哉——从顾城、海子自杀，“乌青体”、“梨花体”到诗人梁小斌病重、农民工诗人许立志遗作出版，再到这次的脑瘫诗人余秀华被推向公众。当下，诗人群体总是以古怪现象才更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。这种关注，与其说是关注诗人本身，倒不如说是语言与诗歌在人们心中神圣、严肃样式的反差，已经过渡成必须依靠某一离奇的事件，才能进入社会大众，融入到公众生活中去，方能主动发声，迎合他们的心理诉求与精神需求。这种不正常现象“热”起来，值得反思。
12月17日，《诗刊》杂志社内余秀华等5人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诗歌朗诵会，《人民日报》刊发了“诗里诗外余秀华”人物专题，新华社、央视等主流媒体集体报道，让余秀华拍掉身上的泥土，逐渐走向大众。官煤的定调，随后又让以“骂”著称（骂男性诗人）的沈睿，2015年1月13日以一篇《什么是诗歌？余秀华—这让我彻夜不眠的诗人》的帖子，奇迹般使余秀华火箭一样立刻窜红。
被贴上“农民诗人”、“脑瘫诗人”等个性化标签的余秀华，被抬上轿子的余秀华，“符号”一般经铺天盖地媒体的报道，红了的余秀华迅速成为街头巷尾、茶余饭后，人们的谈资、诗坛的卖点，对此，我们也就不足为奇和见怪不怪了。
草根对弱势群体的关注，更多应人而议、并非正真诗歌创作本身。官煤与自媒体的炒作如一场及时雨，才让余秀华真正得以成名。需求与被需求，机遇总是来得很突然，以至于余秀华和“没有爱的丈夫”在这场惊喜面前还有点措手不及，便“非正常走红”。
质疑之三：余秀华果真红了，但是，她还能独自走多远？
余秀华的出名让诗歌界有耳目一新的感觉。作为诗作者本身，余秀华的感情生活也让人叹为观止。她与丈夫尹世平两人“性格不合”，以及无所事事才让她终日沉醉于电脑。迷恋诗歌创作，更多还是她文化程度不高，只能借助这个，写一些分行排列的诗歌打发时间。
造化弄人，回归到诗歌创作，这种“有心插柳柳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”的因果循环，让人对余秀华的诗歌质量普遍不敢恭维。
因为，这与席慕容、汪国真等人走红不一样，前者诗人们文化底蕴深厚，朦胧、其典雅、清新、唯美、励志的诗句，滋润与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。当下社会大环境的浮躁与喧嚣，仇官仇富等因素，加剧人们对弱势群体的怜悯与同情。余秀华属于后者，不是顶着“诗人”的光环闪亮登场，而是，借助各种媒体的“推力”，摇摇晃晃地登上诗坛巅峰。
当部分群体陷入狂欢，媒体集中为一个数量不少、质量不高的农妇，以缪斯的名义吹起号角。占领我们耳朵和眼睛的文字，并不能真实代表这个时代的诗歌创作水平，这一刻：注定成为天方夜谭，成为永载中国诗歌史上最耻辱的事件之一。
一个不打麻将，依靠父母养活农家女，用诗歌对抗现实，用精神的隐忍与物欲抗争，对此，我崇敬有嘉。从人道主义、与励志角度思考，余秀华是一个值得宣扬、身残志坚的偶像与榜样；但是，从诗歌、尤其是现代诗创作的角度去反思，余秀华享其名、得其利、居其位，这“猫腻”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文学与媒体炒作的较量？
质疑之一：余秀华的诗歌，有代笔隐情还是自己独立创作？
2014年9月，余秀华在《诗刊》发表的诗歌，并未引起广泛关注；反倒是后来《诗刊》11月10日微信号推出一组《摇摇晃晃的人间——一位脑瘫患者的诗》，让阅读量首次突破7万人次大关，几乎超越中国诗坛第一刊的发行量。
《诗刊》编辑，著名诗人叶匡政认为：余秀华是网络时代诞生的诗人，她的走红应该引起诗人群体的反思，“在过去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，诗歌在公共文化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现在诗歌与当下年代却产生了陌生感，诗人群体离公共生活越来越远了。”
依靠博客点击互动，随着微信、微博等社交网络平台的发酵，以及多方媒体的助力，余秀华逐渐被人们熟知。《诗刊》杂志副主编李少君预感：“网络最终将带来一场深刻的诗歌变革，释放诗歌的创造性。”这种创造性既培养了诗歌写作群体和读者群体，同时在诗歌的媒介传播方式上产生变革。
转基层、贴地气，余秀华在诗歌中表露的“睡你和被你睡差不多”，这样病毒式发癫的语句，作为诗人我对此并不感兴趣。需要指出的是：这个被称为沈睿称之“一位横空出世的天才诗人”，我不知道，是哪些人将余秀华的诗歌转这位旅美文学博士？让她惊天一叹余秀华为“中国的狄金森”？而这些海量诗歌，到底是不是出自余秀华之手？
好运来名利到：1月31日，当余秀华在北京开出“天价”版税后，从乡村走到北京的余秀华，这个习惯用疼痛打动人（得到社会各界资助）、引人注目的农妇，我看到的不是一位诗人的蝉变，恰恰是各路媒体的炒作、读者的狂欢式的热心刷屏、各种心怀鬼胎的论调与出版商唯利是图，才使得这把火有推波助澜、锦上添花之嫌。
透过《我以疼痛取悦这个人世》这种风格的搔首弄姿，故作姿态的煽情和呓语，余秀华的独白揭开她如何成名的面纱，中国诗歌最耻辱的日子终于来临：这把火是创作之火？抑或是人为炒作之火？
不得不指出，那种建立在物质利益基础上的互批与互捧，有违文学精神，让诗歌沦为娱乐的笑料，使真正的诗歌创作江河日下。
质疑之二：现代诗边缘化，诗人需要怎样的标签被大众接受？
汉语言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在文学、尤其是诗歌创作领域，语言的弱化，导致当代酸腐文人的无病呻吟居多，总结一下：就是将简单的语句复杂化，东扯葫芦西扯瓜，营造所谓“气势”，语病多就说是“先锋”，语句不通说是“意境”，造成当下诗歌成为孤芳自赏，被冷落、遭遗弃的尴尬局面。
诗人不是职业，诗坛推新人横扫萎靡之风，仅靠写诗、对字词句篇章尚不能表词达意；仅靠炒作，诗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余秀华辈能堪此大任吗？
悲哉——从顾城、海子自杀，“乌青体”、“梨花体”到诗人梁小斌病重、农民工诗人许立志遗作出版，再到这次的脑瘫诗人余秀华被推向公众。当下，诗人群体总是以古怪现象才更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。这种关注，与其说是关注诗人本身，倒不如说是语言与诗歌在人们心中神圣、严肃样式的反差，已经过渡成必须依靠某一离奇的事件，才能进入社会大众，融入到公众生活中去，方能主动发声，迎合他们的心理诉求与精神需求。这种不正常现象“热”起来，值得反思。
12月17日，《诗刊》杂志社内余秀华等5人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诗歌朗诵会，《人民日报》刊发了“诗里诗外余秀华”人物专题，新华社、央视等主流媒体集体报道，让余秀华拍掉身上的泥土，逐渐走向大众。官煤的定调，随后又让以“骂”著称（骂男性诗人）的沈睿，2015年1月13日以一篇《什么是诗歌？余秀华—这让我彻夜不眠的诗人》的帖子，奇迹般使余秀华火箭一样立刻窜红。
被贴上“农民诗人”、“脑瘫诗人”等个性化标签的余秀华，被抬上轿子的余秀华，“符号”一般经铺天盖地媒体的报道，红了的余秀华迅速成为街头巷尾、茶余饭后，人们的谈资、诗坛的卖点，对此，我们也就不足为奇和见怪不怪了。
草根对弱势群体的关注，更多应人而议、并非正真诗歌创作本身。官煤与自媒体的炒作如一场及时雨，才让余秀华真正得以成名。需求与被需求，机遇总是来得很突然，以至于余秀华和“没有爱的丈夫”在这场惊喜面前还有点措手不及，便“非正常走红”。
质疑之三：余秀华果真红了，但是，她还能独自走多远？
余秀华的出名让诗歌界有耳目一新的感觉。作为诗作者本身，余秀华的感情生活也让人叹为观止。她与丈夫尹世平两人“性格不合”，以及无所事事才让她终日沉醉于电脑。迷恋诗歌创作，更多还是她文化程度不高，只能借助这个，写一些分行排列的诗歌打发时间。
造化弄人，回归到诗歌创作，这种“有心插柳柳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”的因果循环，让人对余秀华的诗歌质量普遍不敢恭维。
因为，这与席慕容、汪国真等人走红不一样，前者诗人们文化底蕴深厚，朦胧、其典雅、清新、唯美、励志的诗句，滋润与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。当下社会大环境的浮躁与喧嚣，仇官仇富等因素，加剧人们对弱势群体的怜悯与同情。余秀华属于后者，不是顶着“诗人”的光环闪亮登场，而是，借助各种媒体的“推力”，摇摇晃晃地登上诗坛巅峰。